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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书 | 没人想说一说这世界真正的安排

2017-05-09 云也退 云也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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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云也退


 

身为骑车人,我摸惯了车把的手握不稳方向盘,我一直觉得骑车带来的自由度以及省钱度,开车可无法企及。不过,有两年,我们城市的人口结构有了些变化,周围渐渐多了许多警察,他们埋伏在每一个路口,有时半路会跳将出来,拦住骑车人的去路。在一个路口,等交通灯的片刻,一个警察走出来,向我右边的四个骑车人摆着手,“过来,过来”,并不疾言厉色,那四个人就乖乖跟着走了。“证件拿出来”,他们纷纷摸兜,有一个人拍打着裤腿,他们的皮夹克有点脏,皮肤黑黑的。

 

有个人在斜眼回看了一下他刚刚停车的地方,目光跟我遇上。他也许在想:为什么拦我而不拦他呢?我赶紧低下头。我不想遇到他的眼神。我没有任何内疚,我只是不想看他

 

我把这次遭遇从记忆库里拎了出来,我拎出它是受了《地下铁道》的启示。怀特黑德的这本黑奴小说,跟其他写黑奴故事的作品,不管是白人作家如欧斯金·考德威尔的,还是黑人作家如左拉·尼尔·赫斯顿的都不一样,《地下铁道》均等地用力,书写蓄奴制度对黑人和白人两边产生怎样的影响,怎样塑造他们的灵魂,怎样在他们的头上放置个人奋斗的天花板。黑人的天花板是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,白人的天花板则是自我实现,在自己的家园里获取繁荣和未来——在我和那四个骑车人之间,也有着同样一高一低的天花板。


 《地下铁道》作者Colson Whitehead


他们被区区一个手势召走。警察志在必得,他只是执行公务而已,并没有欺凌的意思,不过,莫非他没有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脸上惊弓之鸟般的畏怯么?蓄奴制度对于黑人而言,最大的心理效果,与其说是低人一等感,不如说是深植于心、万难拔除的恐惧,它就像是黥了面的犯人一样,即使被释出狱,也抹不掉曾经的身份。


然而《地下铁道》的主人公,科拉,一个不知道自己芳龄几何的黑奴小姑娘,距离恐惧倒是相当的远;她很少情感流露,只有动作和语言,作者把她固定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——佐治亚州的一个种植园蓄养的众多奴隶中的一位观察者

 

一般来说,观察者是容易被忽略的:他们置身事外,有自己的一个世界,与冲突双方都没有直接关系。就连黑人都会忘了她其实是属于自己的一员。躲开白人与黑人的注视,科拉看到了什么?她看到黑奴中也有和白人走得近的,她看到有的黑奴被故意边缘化,在受白人虐待的时候,也受黑人的排挤。科拉会思考,她不只看到像欧斯金·考德威尔这样满眼劳苦大众的作家所展示的事实,及其不言而喻的非正义,她还看到哪怕处在完全相同的恶劣处境下,人也各有各的活法与自由。正如萨特所说:自由总是有的,无论什么情况。

 

老黑奴乔基的生日宴,乍一看给了小说一种不一样的气息。黑奴在狂欢,他们饮酒、演奏、跳舞、赛跑——而科拉继续旁观。乔基像科拉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岁数:“上次做寿时说他一百零一岁。他其实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……一旦你活到了这个岁数,跟九十八还是一百零八还有什么两样?”这种不动声色的内心活动,评论而非参与的心态,终于引着科拉来到命运的转折点:另一个黑奴,男孩西泽,带来了附近就有地下铁道的消息,并且邀她一道走。西泽给出的理由是,科拉的妈妈是从种植园成功逃跑的少数黑奴之一(迄今未有下落,即视为成功),因此,科拉也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气。

 

但西泽真正相中科拉的,是她的冷静,是她那种主动疏远白人也疏远黑人群体的秉性,以及她的身上较少有恐惧的魔影。恐惧会坏事,但无所畏惧也会惹大麻烦,一个人必须冷静才能保护好自己,这冷静几近于冷漠。

  



 

美国黑人写作,从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就形成了特有的语感。看看黑人作家怀特黑德的这几句:

 

“这仍然是南方啊,你逃不出恶魔的手心。再说了,世界已经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教训,可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腕、脚踝,咔哒咔哒教人扣了个正着,他们却认不出那是镣铐来了。”

 

这种别具画面感的语言,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名作,比如说左拉·尼尔·赫斯顿的《他们眼望上苍》里也有。例一:女黑人珍妮为了自由与爱情离开家乡,二十年后回来,见到老友费奥比,两人畅谈,赫斯顿写道:“时光使一切变老,所以珍妮说话的工夫,那亲柔的初临的夜色变成了可怕的龙钟老物。”例二:珍妮的母亲教训她不要太早结婚,而是先修完学业,“从更高的树丛里摘一颗更甜的浆果。”


 

区别在于,赫斯顿的书是欢乐的,而《地下铁道》里的形象语言经常用来绕过眼前的现实,以减轻绝望感。科拉出逃后的第一站是南卡罗来纳,她更了名,一户温和的白人家庭收她做仆人,她又加入到帮助黑人的组织里,住进黑人宿舍,一时间岁月静好。直到一些新的事情发生:她发现,她的恩人们并无意尊重她的人格,相反,他们要她去做一份新工作——在种族博物馆里做活标本供白人参观。每天被白人隔着玻璃观看,但“没人想说一说这世界真正的安排。”

 

为什么要说呢?说了,就表明它是可质疑的。黑格尔的名言“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”,保守者深以为然,认为这是替他们的既得利益(“现实的”)的合法性背书,他们不必感到良心不安,但是,激进的人则一口咬定,“现实即合理”的意思是凡不合理的东西就该从现实中清除出去。前者认定现实无需多言,后者则要大声说出——说还是不说,将决定天平往哪一边倾斜。

 

地下铁道的存在(虽然是怀特黑德的虚构,但废奴运动是真实的),预示了倾覆现实的可能。对书中的另一个人物——白人猎奴者里奇韦来说,“这世界真正的安排”就是绝对合理的,那些废奴主义者不知道、不承认或者故意无视它,他们“对世界如何运转一无所知”——知道了也就不会整出这么些事了。里奇韦以捍卫现实的安排为己任,他的语言里有一个核心词叫做“本分”,正如他抓住科拉时对她说的:

我们都尽自己的本分。奴隶和猎奴者。主人和有色工头。涌入港口的新来者,政治家,警长,报馆记者,还有抚养强壮儿子的母亲们。像你和你妈这样的,要算你们种族里的人尖儿。你们部落里的弱者已经被淘汰了,他们死在了运奴船上,死于我们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,死在了农田,给我们种棉花和靛蓝来着。你必须强壮,才能在劳动中生存,才能让我们更伟大

 这番话正是后来所谓“演化人文主义”的写照,认为部分人类在演化中落后了,被淘汰成了“非人”,因此生来就该被进化更成功的人所奴役,衬托他们的进化之成功,就像牲口要以被人们驱策寝食来体现其价值一样。后来的纳粹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推演,说人类并不是普世的、永恒的,而是一个可以演化或者堕落的物种,可能变成超人,也可以沦为非人,于是,作为最优秀血统的雅利安人,就有任务指哪儿打哪儿,消灭“非人”以保卫人类。


 

退一万步讲,哪怕里奇韦所捍卫的是不合理的“伪现实”,“尽本分”总是没有问题的,也是必需的。猎奴者猎奴,就像猫一定要捉老鼠,就像《小王子》里说的“几百万年过去,羊还是吃花”那样。里奇韦对自己使命的正当性坦然不疑,他所受的教育,所处的环境,都让他坦然。别说这是1830年代,就是1930年代,黑人早已被宪法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条修正案授予了平等公民权,理论上都是自由民,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依然视他们为自己的财产,黑人的投票站被破坏,想自由活动,却发现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而寸步难行。

 

科拉要同残暴的种植园主斗争,要同猎奴者斗争,要同中立白人的傲慢作斗争,也要同规定奴隶不管逃到哪里、主人都可以无限追回的《逃奴法案》作斗争。蓄奴白人都是“恶法亦法”的实证主义者,如里奇韦所说,有法必执,道德考量不是他的事。科拉的思考则达到了自然法的层面,她从根源上质疑“世界的安排”——白人殖民者的原罪:

白人来到这块大陆,是为了一个全新的开始,为了逃离主人的暴政,就像曾经逃离残暴主人的自由民一样。他们坚持自己的理想,却否定别人同样的理想。……(《独立宣言》里的)‘所有人’并不真的意味着所有人。因为他们夺走属于别人的东西,无论那是你能抓在手里的,比如泥土,还是你抓不住的,比如自由。”

  



 

可是,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,谁不渴望多一点优越感?我的优越感,就是在一次次看到比我穿得差、目中无神、胆怯、不敢跟我对视、在公众场合自觉躲着我走的人之后形成的——说句不嫌low的话:他们给我以昂首挺胸的底气。18—19世纪北美白人的优越感,支持他们顽强进取,百折不挠,将中西部人迹罕至的荒野拓殖为宜居之地;他们完全无视原住民凶悍的反击,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上帝护佑,上帝总是例外地开恩于他们。我们可以轻易地断言说,这种优越感是邪恶的东西吗?

 

他们也是在为感到骄傲而活着。

 

在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里,有一段长篇论述讨论主—奴关系。转换成人话,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,两个人相遇,可能互相要置对方于死地,其中一个人拒绝冒生命危险,就成了另一个人的奴仆——佃农之于地主、步兵之于指挥官、仆人之于主人、奴隶之于奴隶主。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》中拓展了黑格尔的观点,他说,人与人这种原始冲突的本质是,人都有欲望通过斗争来取得承认,也即获得声望,这种欲望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。声望,体现为我们所称的“骄傲”或者“尊严”之类的东西,运作于各种竞争性行为之中——这是一种高贵的要求。


 

我们为什么要结成社会?是因为霍布斯和洛克所说的,仅仅为了安全吗?黑格尔说,否,人们拒绝仅仅为了保命而共同生活,人想要感受到骄傲,骄傲才能让他自由,而骄傲也驱使他追求比另一个人、另一些人的地位高,由此,社会才会形成它的“界范”(bondage)。

 

这个给人以声望的社会,可以非常之小。《地下铁道》里,科拉被猎奴者从南卡罗来纳赶到北卡罗来纳,那里更加凶险,科拉只能借一对老夫妇之力藏在他家的阁楼里,寸步不得下楼。她透过一个窥视孔窥看外边的白人社会,就是环绕一个公园的小社区,盖起了两到三层的木结构房屋,“建筑样式完全相同,不一样的只是外墙涂料的颜色,以及长门廊上的家具”——不动产统一规格,动产区分个性;“砖块铺成两条整洁的便道,从草地中间交叉而过,蜿蜒进出于高树和粗枝洒下的浓荫。一口喷泉在靠近入口的地方发出悦耳的颤音,周围装设了低矮的石凳。”

 

小小一个定居点,白人制造出生活气息,能够享用这长凳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体的,安全和声望都得到保障,而几百米之外,就是用来吊死黑人的一排排“绞刑树”,树上是风干的尸体,树下是孩子们在嬉戏,家人在野餐——没有比较,就没有优越感。


 

在一个有色人种占优势的地方,他们组建了一个安乐的孤岛。我想起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,情形如出一辙:宗教犹太人离开原先的社区,来到一个周围都是对自己不满的人的地方,抱团住在一起,他们的活动范围极狭小,到处是铁丝网和瞭望哨,原住民不是被迁走,就是终日关门闭户,想要出行,得走一条被规定好的道路。但是,定居点的犹太人踏在用界石和军队强行隔离出来的空旷街道上,显得笃定而从容。他们的骄傲,肯定有一部分,也是来自对另一个民族——巴勒斯坦人的优越感

 

白人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,成功地“否定了别人的理想”,由此建立起了种族优越论。他们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位置,对声望、对尊严有着确定不移的认知,对于危及自己声望的人,必然要投以警觉、憎恨,进而是猎捕:怎能允许他们混入我们的行列?卡森·麦卡勒斯的小说《没有指针的钟》里,老法官的孙子思想进步,坚持种族之间应该平等,老法官听他说完,问了他一句:如果你姐姐要嫁给一个黑人,你会同意吗?孙子立时语塞。老法官哈哈大笑。

 

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,每个人都有他既定的位置。一个白人要质疑他自己的优越,就是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起来。但是,种族平等主义者并非都是叶公好龙。另一位南方小说家,弗兰纳丽·奥康纳,在短篇小说《天竺葵》里写到一个世居南方的白人老头,日子过得寒酸,却优越感十足。老头来到纽约看女儿,在女儿住的公寓里偶遇一个西服笔挺的黑人住客,顿觉受了莫大的侮辱。“你的家教不是这样的!”他怒骂女儿,“你的家教可不是让你和那些自以为和你一样的黑鬼门挨门住着!”

  



 

回想那一刻,没错,我拒绝“认出”我旁边那几个骑车人,当他们被警察拦下的时候,在我的心里已经形成了高低之分,甚至在那之前,我已经可以基本上断定我不会看他们的眼睛。这正表明了我那种福山意义上的“声望”感。我根本不耐烦看他们,而警察的举动则稳固了我这种不耐烦的合法性,他告诉我,我有这个资格。

 

但我觉得不自在——并不是像那些心怀内疚的自由派一样,相信,或者容许自己相信,只因我生在这里,先天拥有大城市的户口和卧榻,我就是在压迫外来人口。是巨大的反差引起了我的不自在:我根本不必考虑“我是谁”;而他们呢,也许每天都在被区别对待中确认自己是什么人


 

他们也可以抱团,形成自己的社区,获得声望,就像书里的黑人那样组成自己的村落,但是,那些黑人在局部的人数优势下着手驱逐周围的白人,发泄其恨意。科拉听说在一些地方,白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,他们像一团团火焰迁移到其他地方,见到黑人就开枪。这是一片浸透了毒素的土壤。科拉后来来到了另一个蓄奴州印第安纳,那里,一些黑人建立了自己的农场,不堪重负地吸收从其他地方逃来的黑奴;那里,科拉看到了黑人如何发动向白人的反向歧视。明戈,一个激进的前黑奴,甚至指出有些同胞没有资格享受自由:

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行得直,走得正……我们有些人走得太远了。受奴役的经历扭曲了他们的思想……你们在种植园里,在乡镇和城市的街道上,总能看见那些堕落的人,那些无意拥有也不可能拥有自尊的人。你们在这儿也看见他们了,享受着这个地方的馈赠,却不能融入其中。他们总是消失于黑夜,因为在内心的深处,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是处。

 后来,白人端着枪来反扑了。科拉再次被猎奴者里奇韦抓捕,不过这一次她没能等来救星,而是完成了一场自救。里奇韦一心把她带去南方,“物归原主”,他两次抓到她,但没有随意下手杀她,因为这女孩的冷静,那种纯属于观察者的淡然,让他心惊乃至有些敬畏,这些特质是他自以为只有白人才有的,或者,是只有在远离恐惧的环境里长大的黑人,比如农场主人约翰·瓦伦丁那样的人才有的。瓦伦丁说,他的幸运在于,同样是有色人(尽管肤色比黑人略浅),但他成长在北方的弗吉尼亚:“我小时候跟你们不一样。我母亲从不担心我的安全。不会有奴隶贩子在夜里把我抓走,卖到南方。白人看得见我的肤色,这足以让我不受骚扰。”

 

瓦伦丁生而有尊严,之后,哪怕他来到蓄奴的印第安纳,白人也无法夺走这尊严,代之以恐惧。尊严感能给人换来更多的尊敬,恐惧,则只能换来怀疑、贬低和无视。可是,一个人又如何选择自己生在哪里,受何样的教育?当他意识到自己头顶的天花板时,这块板大概已牢牢固定住,万难动摇。

  


十多年后,现在,我再也遇不到那个路口发生的事了。我极少能看见那些内生着恐惧的、躲避的眼神,也许他们离开了,也许,他们被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同化,让警察不能再以貌取人,或者反过来,是警察放弃了以貌取人的执法方式,给他们获得同化创造了条件……我是不是想得太天真了?更大的可能是,城市保护我这样的原住民远离那些我不想看到的人,就像白人筑就了自己的城镇,不放一个黑人进来。



《地下铁道》,(美)科尔森·怀特黑德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,39.8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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